【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除了研究中国的经济与发展，杜大伟职业生涯的很长时间都处在政策和实践的前沿。在他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成功地转型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伙伴。他在全球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推动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深化。越理解中国，越理解经济的逻辑，越理解全球问题，就越明白中美合作是唯一正道这一道理。
初识改革中的中国
澎湃新闻：1986 年您首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了六个月书。当时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观察和经历？
杜大伟：对我而言，1986年那段中国之旅中最难忘的就是花了6个星期游历中国。我坐着当地的大巴游历了四川和云南的农村地区。那些地方的人真的很穷，而且与世隔绝，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但他们很友好，给了我很多帮助。我那时也去了一些大城市，包括深圳——深圳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大城市。我还参观了上海周边的工厂，那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工厂与全球经济隔绝的程度。他们使用的技术非常陈旧。我还记得1988年我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参观了一家做核电站电子控制设备的工厂。我们发现这家工厂使用的技术非常落后。但你看3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成了全球最主要的核电站设备制造商之一。
15年之后，我再次去了广东和上海，变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开始发展对外贸易和开放外商投资，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开始迅速发展，让无数人脱离贫困。
澎湃新闻：今昔对比，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印象深刻的变化吗？
杜大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文革”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很多大学、知识分子以及智库原来不敢开诚布公地表达观点，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中国学者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出国访问。随着经济的开放，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我觉得这是很重大的转变。
世界银行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合作伙伴
澎湃新闻：从2004 年到2009 年，您在北京担任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中国和世行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世行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下降了。您做了哪些努力来革新世行在中国的影响力？
杜大伟：上世纪90年代，世行在中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世行帮助中国开展了很多基础改革，例如帮助中国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影响，让中国能更好地完成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世行还帮助中国开展了许多基本的市场改革，并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例如为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提供资金，以及帮助中国建成了第一座超临界燃煤发电站。
不过到了2000年左右，世行的作用确实减弱了。2004年我成为世行中蒙局局长时，中国和世行的关系没有之前那么亲密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并完成了很多基础设施改革和建设。中国对这种作用的需求变小了。但我觉得中国还有很多重要的需求，最明显的就是解决环境恶化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成功而来的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及中国某些地区的乱砍滥伐。因此当时我试图将世行的工作重点放在环境问题上，用脚踏实地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
澎湃新闻：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杜大伟：一方面，我们转而投资城市水供应和环境卫生项目。我们和重庆、珠三角的所有主要城市以及上海展开合作，制定处理污水的计划，把湖泊和河流清理干净。如今我再次游历中国时感到很自豪。现在去看看阳朔的漓江、杭州的西湖或者珠江，这些河流湖泊都比二三十年前干净得多。这是世行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结果。如今中国的水质越来越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中国某些地区乱砍滥伐的现象严重，其中对生态环境造成最大破坏的是黄土高原上的乱砍滥伐。由于乱砍滥伐，那儿的尘土一路被吹到北京。世行和当地政府为减少乱砍滥伐而努力展开合作。这并非易事。当地很多农村靠养绵羊和山羊为生，放牧这些动物会破坏大部分植被，使土地荒漠化。我们推行了一个帮助人们从养羊改成养猪的项目，帮助他们转变生活方式。由于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太高，我们还实施了一个帮助人们迁出黄土高原的项目。
总而言之，20年后我再回到这些地区时，看到很多树木，环境变好了，许多社区重新搬回来了。2004年到2013年，我在北京住了九年，九年中没有看到很大的沙尘暴。如今已经是2018年3月，我也没有看到沙尘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很成功。当然，最大的功劳应该记在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身上，但世行在制定计划和实施项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美经贸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澎湃新闻：2009 年，您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您在任期间推动了中美之间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对话，包括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会议推出了哪些重要举措？
杜大伟：两国之间的高层经济对话从布什总统任期就开始了，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亨利·保尔森。到了奥巴马担任总统、盖特纳担任财政部长时，中美经济对话继续开展。盖特纳上任时，我加入财政部，担任财政部驻北京特使。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局势十分紧张。仅仅几个月内，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了1/3，约2000万人失去了工作；而在美国，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盖特纳任内第一轮正式的中美经济对话中，两国的贸易问题以及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问题是不变的话题。但我认为，第一场对话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协调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的讨论。我记得美国这边的代表还有本·伯南克、拉里·萨默斯、克里斯蒂娜·罗默等人。中国这边的代表有王岐山、周小川、易纲，楼继伟好像也在。总之来自中美两国的顶尖经济学家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将来的举措。后来，美国实施了金融救助计划，帮助银行脱离困境，还实施了规模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也实施了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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