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動力短缺成為普遍現象的背景下，依靠廉價勞動的投入來驅動的傳統制造業面臨著如何贏得新競爭力的問題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發展所面對的一個新挑戰是，勞動力短缺成為普遍現象，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然產生巨大的影響，因而也對政策應對提出了緊迫要求。
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的更根本性影響則在于，以資本和勞動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再能夠保持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二元經濟發展條件下，勞動力供給充足可以打破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維持一個以資本和勞動投入為基礎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隨著勞動力短缺的出現，資本投入過度則會遇到報酬遞減現象。
由此可見，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也是不能保持的。實際上，以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為標志，中國經濟就已經日益脫胎于二元經濟的特征，其含義就是，惟有把經濟增長轉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制造業才可能保持和贏得新的競爭力。
這是因為，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來源是通過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較早的一項計量分析表明，在1978年-1998年期間，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21%，而全要素生產率中的技術效率部分僅為3%。
那麼，隨著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數量從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增加6%，減少到2006年—2010年期間平均每年僅增加3.7%，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否仍有潛力來提高生產率，就非常值得探討了。
未來應從哪些方面贏得中國制造業新的競爭力
那麼，在上述情況下，未來應該怎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呢?
首先，隨著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區域轉移，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仍有巨大的提高潛力。按照戶籍人口計算，中西部地區的人口撫養比仍然低于東部地區，意味著中西部地區仍有人口紅利潛力可以挖掘。雖然大量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在沿海地區打工，但是，現行戶籍制度使得他們不能成為打工地的市民和穩定的勞動力供給，目前部分地區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也僅僅局限于本省居民。因此，一旦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仍然可以預期獲得新的勞動力供給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此，需要加快以農民工的市民化為主要取向的戶籍制度改革，盡快消除仍然存在的勞動力流動制度障礙。
其次，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人力資本的積累，技術效率將日益成為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來源，這有助于實現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升級。目前人力資本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較低，即勞動年齡人口隨著年齡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降低。例如，中國60歲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20歲人口低2.9年。在20歲年齡組，中國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比美國低3.6年，而在60歲年齡組比美國低7.6年。另一個挑戰在于，由于勞動力短缺以及低端勞動者工資提高較快，降低了教育的相對回報率。例如，接受過高中教育的農民工的相對教育收益率，從2001年較之初中高出25.9%，下降到2010年僅高16.9%。這導致家庭不願意子女升學，甚至許多孩子未完成義務教育便輟學。隨著國家對教育的重視，政府近幾年陸續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以加大高中教育激勵，把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降低了家庭承擔的教育成本，同時加大了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在職勞動者的培訓力度，這使得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明顯提高勞動者技能是可能的。
最后，通過清除新技術使用的制度性障礙，獲得全要素生產率中的技術效率源泉。改善技術效率有賴于企業的各種創新行為，做出適合自身效率最大化的管理模式和技術選擇，而政府在其中任何一項微觀經濟活動中，都不宜越俎代庖。政府應該做的，是通過創造一種平等的競爭環境，讓無效率的企業退出經營，而讓有效率的生存、發展和擴大規模，同時消除不利于新技術采用的各種制度障礙。目前，由于各種政策因素，不能按照效率原則使企業自由進入、退出、擴張和萎縮，造成效率損失。例如，雖然國有企業獲得最優惠貸款等發展環境，而非國有經濟面臨的競爭環境十分不利，前者的平均資本回報率仍比私人企業要低1/3以上。因此，應著眼于實現各種經濟成分平等競爭，對各種經濟主體發揮作用的領域進行重新界定，並改變產業政策的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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