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那些脆弱的、需要宠爱才能够存活的知识人，土豪是真正的建设者，他需要摘掉一些野心和表演欲，他要害就在一个土字。他有固定的归属，他的势力离不开乡土和乡邻，因此是社会的稳定力量。
在这个世上，面对三言两语将复杂事物说清、且说得密不透风的，有思想力的读者应该慢慢学习捕捉修辞背后的真义。无论如何，刘仲敬的出现是开放的网络时代的一个小奇迹。
土豪比游士对社会更有用
李：游士这个词是你的发明么？
刘：我印象《秦律》里好像有这个词，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也有《游士律》，只是儒家不喜欢这个词。秦国对游士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还为他们制订了专门的法律，像对关东游士，像对李斯这类人。
李：儒家讲士不讲游，蕴含节操要求吧。
刘：讲节操其实是一种后退的办法。修身，就是想用主观努力战胜客观形势。士是贵族，春秋时期的士跟欧洲骑士的区别是很小的，但后来他们解除了武装变成了文人，也就丧失了主要的政治德行，因为政治德行仰赖武力。贵族凭什么抗衡王权，就是关键时刻可以关起城堡大门跟国王决斗。武装一旦解除，他只剩下一张嘴；凭一张嘴讲节操，只能靠个人道德修养，这就是孟子发明的一个很靠不住的东西：“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种理想化的说法而已。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贵族精神还未彻底消亡，尚有遗风，越往后，士大夫越平民化，就越做不到这一点。
李：所以到后来，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我在琢磨这个“游”，它代表一种无根、漂移、始终在选择……再往后，可能就演化成一种你说的“投机”。
刘：游士是封建体系解体、破裂的产物，封臣和领主之间原有的固定关系解散了，封臣丧失了共同体。有点像日本浪人，一个武士原本有自己固定的藩，他会忠于本藩，藩才是真正的祖国。像布里塔尼亚、诺曼底或英格兰这类封建性的邦国，是爱国主义的真正起源。而游士就是一个浪人，今天投靠丰臣秀吉，明天投靠德川家康，凭一张嘴或者一点武艺，选择不同的大名为之效命，但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
李：也有点像中国的门客，不停地在寻找寄主。这是不是说明广义的知识分子天然地是要依附于人的？
刘：依附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被打破了。骑士和士，依附对象是固定的，只有当这种关系被打散之后，才会产生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
孔子可能是第一位游士。他出现在子产之后、孟子之前。他在鲁国混不下去了，四处游学。在他之后，伴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崩溃，游士的队伍渐渐声势浩大起来。其实，这就像经济危机时代，大批工人到处游荡。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标志。
李：说回到游士的游，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投机。我比较意外的是，你最佩服的那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祖父，只是因为他凭借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找到了一条求生自保的路——相机行事、趋利避害，成为肯定一个知识分子的理由。
刘：这取决于你的出发点、你的效忠对象、你为谁考虑。我赞赏的出发点是一种中立的技术能力——判断形势是需要理解力的。阿西莫夫的祖父是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他在革命的前夜准确地逃离了俄罗斯帝国，又在二战前夜准确地逃离了欧洲。除了王国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表现出同等的判断力。
其实，老阿西莫夫是一位磨坊主，我说他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嘲弄职业历史学家缺乏良好的历史判断力，或是过分相信自己的投机能力。流亡是节操的表现，因为投机分子总是认为自己才是突破底线的受益人。孔子才会讲“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苏秦张仪肯定是专门投奔危邦乱邦的，而他们在后世从来不缺传人，像林长民、杨度之流。
知识分子和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无论生物学性别怎样，实际上都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女性，只有洁身自好的消极节操，用绅士的节操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绅士是贵族和部落武士的政治继承人，他们的节操就是战斗。毕苏斯基和戈登将军如果不能抵抗就是耻辱，周作人和胡适只要肯流亡就是光荣。
李：假设，中国在理学比较盛行的年代，比方朱熹那个年代，而不是在乾嘉考据学占主流的19世纪中期遭遇西方列强，会发生什么？
刘：毫无疑问也会解体。但不会出现晚清那样的局面，可能会比较像朝鲜。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会不一样，宋代士大夫的节操比较接近日本和朝鲜的士大夫，相信儒家那套价值观，一开始的反应可能会更绝决一些，可能会有日本武士那种表现，之后转向学习西方时也会更诚实一些，投机心理要少得多。
而经过明清之变，士人已经变得虚伪狡黠，心口不一，投机性要大得多。愚昧诚实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多需要靡费一些时间和资源；怯懦卑鄙才是无药可救，因为材料本身已经坏掉了。
李：比方说在曾国藩身上还看得到的东西，在李鸿章那里就消失了。可不可以这样讲，清代学术留给士人的那个精神环境，不足以支撑他们比较体面地度过那一劫——中国与西方相遇在1840年，实在是一种大不幸。
刘：有些东西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清代汉学（考据之学）逃避主义，是因为大家觉得义理这种东西太虚，气节是没法检验的，而实证、技术的东西是真是假比较好说。节操一旦不讲，精神上的凝聚力就没有了，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宋儒搞的那套没有物质基础的东西就靠一股气撑着，气没了，一天不如一天是必然。
日本武士道讲气节，是有封建制度作支撑的。封建制度是部落的直接变形，代表文明的青春期。封建制度没有知识分子，只有骑士。骑士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当然做不到。欧洲本来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自由是骑士抵抗王权的产物，民主是全民分享贵族等级价值观和责任感的产物。日本是亚洲的日耳曼和撒克逊，具有天然的封建主义亲和力。黄公度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西周诸侯的海上桃花源。
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朝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李：你所谓的政治节操是什么？
刘：责任能力派生的价值观。节操和产生节操的共同体是不能分离的，西班牙的爱国者在巴黎就是浪人。武士的节操多于土豪，土豪的节操多于游士，游士的节操多于流氓无产者。孟子设想的个人修养有作用，但特例改变不了整体。游士没有共同体，他永远是客卿。你指望游士爱你的共同体，等于指望亚西比德爱斯巴达。修身养性在最佳状态下，能够把苏秦张仪变成孟子。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孟子和伏尔泰都是没有祖国的启蒙主义者；相反，子产和孔子有自己的共同体。严复梁启超和杨度李大钊的区别，至多不过是孟子和苏秦的区别。
游士掌握了话语权，导致政治节操的标准完全颠倒，这是文明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越是有节操的人，在历史上越是默默无闻，甚至被人为塑造为反面人物。历史赞扬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文明的挥霍者、共同体的毁灭者或汲取者。谁能记得奉天的王永江呢？他是满洲堡垒和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张作霖的武功完全依靠他的苦心经营；但他坚决反对张作霖把东北父老的建设经费用在关内徒劳的军阀混战上，甘愿为此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
广州商团的陈廉伯为了抗议孙文未经纳税人而增税的武断行动，保护广州资产阶级脆弱的自治权利，遭到苏联顾问和党军的镇压。陈廉伯本来有足够机会出卖自己的阶级或共同体，也就是商团，换取张静江在党内的荣华富贵，却甘愿为节操而牺牲前途。类似的人物还有四川的五老七贤和袍哥领袖、南京的商会，甚至相当于黑社会的组织都比游士更有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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