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西洋，鲨鱼从不攻击游泳者。流感是一种细菌性疾病，它只对婴幼儿和老年人构成威胁，而不会影响青壮年。埃博拉病毒仅在赤道非洲的森林地区流行，它无法蔓延到西非的主要城市，更不可能传播到北美或欧洲的城市。
随着流行病的世纪接近尾声，我们意识到，不能轻信专家的发言。专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提前预测致命传染病的暴发，于是就连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医学预测的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微生物变异性很强——从巴斯德的时代起，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点——还因为我们一直在帮助微生物变异。一次又一次，我们帮助微生物占据了新的生态位，协助它们传播到新的地区，而且我们通常要到事后才看清这一点。从最近的大流行和流行病来看，前述进程似乎还在加快。如果说HIV和SARS的流行只是敲响了警钟，那么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可以说是确证。就在寨卡病毒感染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的几周，美国国家医学院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医学科学取得了非凡的进步，我们依然不能轻视传染病的威胁⋯⋯传染病的基础发病率似乎在上升。”
国际旅行和国际商务带来的更紧密的全球互联无疑是另一个关键因素。16世纪，天花、麻疹和其他来自旧大陆的病原体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新大陆，黄热病等疾病的传播媒介想要在美洲扎根则需要更长时间，而在拥有国际航班的今天，一种新病毒可以在72小时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不是微生物自己完成了这项创举，而是我们人类的技术替它们完成的。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像香港商人约翰尼·陈一样，在不知道自己携带着致命病毒的情况下，登上飞往河内的飞机，轻而易举便将SARS传播到越南。的确，每年有数千万人在商务出行或外出游玩时乘坐飞机，随着机票价格越来越便宜，选择航空出行的乘客越来越多，前述的病原体传播风险只会越来越高。想想看，我们一窝蜂地挤进候机室，然后在经济舱里排排坐好，简直就像是1929年将鹦鹉热带到巴尔的摩和其他美国城市的笼装亚马孙长尾鹦鹉。区别是，长尾鹦鹉不能选择自己的住处，而我们可以。正如环境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所说，国际航行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门诊候诊室里，与来自全世界的疾病挨肩擦背”。奈何，廉价航空公司依然越来越受欢迎。
其他病原体入侵我们城市和生活空间的路线可能更加缓慢、迂回。譬如HIV，又譬如寨卡病毒。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家们早在1947年就已经发现了寨卡病毒，一直以来认为它不是紧迫的威胁，但HIV却毫无疑问是个“未知的未知”。在20世纪80年代初医生注意到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之前，没人能够意识到，艾滋病已经在北美的同性恋社群和其他高危群体中悄悄地传播了几年，也没人能够知晓病毒是从非洲传播到海地的，而在那之前它可能已经在非洲静悄悄地隐匿传播了几十年。在科学家掌握了能够追踪CD4细胞数量减少（它是HIV感染的标志）的技术工具并且理解了逆转录病毒的概念后，上述事实才变得明朗。在那之前，医务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着实不是因为过于自满而对艾滋病不屑一顾，也不是他们不知怎么搞的没有意识到疾病来袭，事实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那之前就已经发出警报，提醒大家同性恋者的性病患病率在不断攀升。
但是，埃博拉的情况又不一样。2014年5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常驻埃博拉问题专家皮埃尔·罗林向上级汇报时说：“不论从哪方面看，此次疫情都与先前疫区的常规暴发没什么两样。”但罗林错了，我们之所以说他错，不是因为几内亚森林地区的埃博拉病毒出现了突变，罗林和他的团队没有察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从非洲之前的12次埃博拉疫情大暴发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他们忘记了与当地酋长和村长合作的重要性，有了他们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让病人相信迅速隔离以及到埃博拉诊疗所就诊的必要性。结果，患者们认为外国医疗队没安好心，选择躲在自己村庄里或找传统治疗师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官方病例统计也因此变得失准。等埃博拉病毒携带者开始大量涌进埃博拉诊疗所时，已经为时过晚，许多人已病入膏肓。而且，埃博拉病毒也已经越过国境，在弗里敦和蒙罗维亚肆虐。在1995年的基奎特埃博拉疫情中，扎伊尔共和国当局还能通过封锁高速公路防止疾病蔓延到金沙萨，但这一次，很显然，一切都为时已晚。
截至笔者撰写此书时，我们仍不清楚埃博拉病毒最初是如何到达几内亚森林地区的，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梅连度。我们猜测埃博拉病毒的扩散机理与HIV类似，可能是人们接触当地野生动物时，病毒扩散到了几内亚东南部的人类社区。和引起SARS的冠状病毒一样，埃博拉病毒最有可能的宿主也是蝙蝠。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任何种类的蝙蝠身上提取出活的埃博拉病毒，更不用说从一只西非的蝙蝠身上提取到病毒了。当然，你可以说，疾病生态学家已经知道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存在，而且会不时地感染蝙蝠，但是没有人能确定蝙蝠到底是病毒的主要储存宿主，还是仅仅是病毒传播中的一个中介。关于埃博拉病毒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来源不明的新发传染病与再发传染病。自1940年以来，科学家已鉴定出了335种新型人类传染病。这些新疾病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动物源性疾病，其中有70%起源自野生动物，而在动物中，蝙蝠携带的病毒种类又远多于其他哺乳动物。好消息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已经鉴明了蝙蝠携带的几种病毒；而坏消息则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一种蝙蝠都可能还携带有17种未鉴明的病毒，而每种啮齿动物和灵长动物身上则有10种。但未知的微生物威胁还不止于此，在所有的新发传染病中，有一半是由细菌和立克次氏体引起的，这恰恰反映出由于抗生素滥用，环境中还存在大量的耐药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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